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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一秒歌词杨广的挑战制度选择9.1-羽中漫漫步

作者:admin 日期:2019-08-19 分类:全部文章

杨广的挑战制度选择9.1-羽中漫漫步
在彻底结束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后,唐帝国创造了古代中国最显赫的文明。从本期开始,我将接着介绍唐帝国的制度转变。
考察秦汉以前的制度更多是基于“环境和结构依赖”视角,考察秦汉魏晋帝国的演变更多是基于“路径依赖”视角。观察唐帝国的制度选择需要结合这两种思维,一方面重视从西魏、北周、隋帝国传承下来的制度传统,另一方面重视整个东亚的战略环境和帝国所处的战略位置。基本视角有四:国际秩序的艰难维系、税制兵制的重大转变、帝制传承的基本传统、文官结构的渐进演变。把握住这四个视角,就不会轻易将唐帝国的由盛转衰,简单归结到武韦之乱、安史之乱、宦官擅权、新旧党争这些人事变迁之上林汉洋。由君主、官僚、自耕农构成的农业帝国,虽已从南北朝的分裂状态中重生,但仍要经历一系列痛苦和无奈的蜕变。于制度史而言,唐代即便并未如汉代一般建立典范,但仍有许多重要的转变和突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从官僚集团延续的角度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一分一秒歌词下迄五代、南北宋,实际上都在一个帝国分期之内。在这个时间跨度近九百年的帝国时代中,隋的迅速勃兴和沉寂无疑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是统一中华帝国的逐步生长期,此后则是生成、壮大及衰落期。所以在本章的开篇,我首先聚焦隋帝国的崩溃。
直接导致隋帝国垮台的原因没有太大讨论余地,隋炀帝耗尽帝国人力财力物力,三次征伐高句(gōu)丽无果,导致帝国覆灭,这是史学界主流观点。然而从高句丽事件向外延伸,我们也许可以挖掘到更多,不仅包括隋炀帝本身的战略评判,更包括唐宋王朝的制度设计。在诱发隋帝国崩溃的高句丽事件中,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要因素——国际秩序。
中国人惯于作出一种构想,即世界由华夏民族及其环绕的戎狄蛮夷组成,其方位大致是西戎、北狄、东夷、南蛮。这种说法源自春秋,具体方位当然并不准确,且随着农耕文化的扩张,原先所谓戎狄蛮夷者也多被华夏民族同化。然而这样一种观念却被保留下来——当农业扩张遇到其自然界限时,新的中华帝国及其对应的戎狄蛮夷,再次成为古代中国人理解世界格局的方式。当然这种中心化思维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
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环境,无疑是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重要约束条件只爱金泰妍,这一点在西周至东周时段表现的十分明显。在分析隋、唐、五代、宋这一时段的制度发展时,我们不妨将地理视野进一步扩大到东亚次大陆,以一种扩大版“战国”的视角,再来审视上述问题。当然此战国并非彼战国,先秦战国的特点是农业扩张的同质化竞争,在吞并和被吞并的格局中,几乎没有共存的可能。新的扩大版战国显然不是同质化竞争,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诉求更复杂,它们既伐交频频,又可基于各自禀赋维系相对平衡。
那么隋唐以前的秦汉魏晋帝国,难道没有所谓国际关系和秩序问题吗?当然存在,不过这些域外部族的实力,通常不足以引发中华帝国大规模的制度和战略调整。秦汉魏晋帝国的制度转变,更多受到其内在条件的制约[1]。然而从公元六世纪开始,长城以北原先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渐开始建立更为先进的制度,形成具备相当威慑力的国家。中华帝国必将寻求全新的战略以适应这种国际环境,故我们很难继续将其与周边国家割裂。典型的例子,就是隋帝国因征伐高句丽而崩溃。
我们尽可以将隋帝国的结局归因于隋炀帝杨广的残忍好色、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这也许可以引导后人的道德规范,但却无助于理解隋唐帝国的战略执行和制度运作。我并非要为杨广翻案贝利叶一家,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关心宋迪维,但有一点要再次强调:一个帝国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贤愚而崛起或崩溃,成功失败都要归因于集体的行动和运作。
我曾经提出,杨氏积极的军事扩张,既有攫取帝国利益的一面,又有宣示正统的一面,毕竟这是一个极重功勋的集团和时代。然而当农业扩张遇到自然环境阻隔时,传统的管理技术将不再奏效,中华帝国无法再现秦帝国那样的扩张,故不可避免要与周边国家共存,此时又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是按照自由协商的原则分别建立双边关系,还是凭借自身实力构建和主导共同多边关系呢?
显然隋唐帝国选择了后者。这其中的缘由不难理解——要在周边民族逐渐开化、威胁逐渐提升的阶段后宫谋生计,确保帝国安全,就必须竭力维持国际局势的稳定,仅仅建立一种自由协商的双边关系,而任由周边国家竞争、联合甚至吞并,最终也必然会因为双方实力的消长而危及已然建立的双边关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构建多边关系的做法早有先例,春秋时期的霸主本质上就在扮演多边关系中心国的角色。汉帝国在全盛期似乎也有类似举措,但表现并不十分明显,更多是为压制匈奴而临时采用的类似远交近攻策略。
具体到高句丽问题上,我们至少有三条理由为隋炀帝的决策“开脱”:第一罗小伊,高句丽地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是中华帝国的属郡;第二、征伐高句丽不单是隋炀帝一朝的对外政策,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伐高句丽;第三、征伐高句丽也不是隋炀帝时期一项孤立的对外政策。
《旧唐书》载高句丽“国都于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泰星om,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mòhé)[2]”[i]。我们仅从这个国家西北疆域扩张至现代中国辽河一带,即可知其在隋唐时已成为帝国东北边境一大国。这些地区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时为汉帝国所有:“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ii],其中临屯、真蕃二郡后并入乐浪郡,其地覆盖现朝鲜北方大部,玄菟郡则覆盖当今中国辽宁东北部和吉林大片地区。
作为高句丽核心区域的汉乐浪郡,在前汉末已设25县,登记在册户六万余,口四十余万,在帝国各郡中处于平均水平[iii]。历后汉、曹魏以至西晋,乐浪郡始终未予去除,不过所辖属县和户口可能有所减少而已(西晋时统属6县,3200户[iv])。趁西晋永嘉之乱,高句丽迅速扩张,鲜卑慕容廆(wěi)不能制。及至北魏太武帝时遣使觐见,册封为属国张兆艺微博,此后北周武帝、隋文帝皆有册封[v]。既然高句丽先为属郡后为属国,那么隋炀帝以举国之力征伐之,至少在时人看来不应完全算作对外侵略,说一句恢复故土也未尝不可。
对高句丽作战不仅是隋炀帝一朝的对外战略,也是隋唐帝国的一贯战略。我们可以看一看隋文帝时期帝国和高句丽的关系。在南陈被平定以后,高句丽迅速增强战备以防御隋军。南陈和高句丽之间有无联盟,南陈灭亡是否影响高句丽与隋帝国关系,暂不得而知,但至少高句丽在南陈被隋灭亡之前四年,派遣了使臣前往南陈[vi]。我们不能说派遣使节就等于建立同盟,但一个和隋帝国接壤的属国千里迢迢遣使于其敌国,很难让人打消远交近攻的顾虑,毕竟不是友善的举动。在当时帝国赐高句丽王的玺书中,文帝就拿南陈的事件来威胁高句丽王。当然,更让隋帝国无法容忍的,也许是高句丽介入靺鞨与契丹内部事务,在这份玺书中,文帝直斥高句丽“虽称藩附,诚节未尽”蔡飞雨,称其“趋逼靺鞨,固禁契丹”,并勒令其“守藩臣之节,……勿忤他国”[vii]。显然隋帝国关心的不光是与高句丽的双边关系,其出面维系的是东北边境地区乃至整个帝国周边的国际秩序股道家园。玺书下达后的次年事态更趋严重,高句丽率领着一万靺鞨军队侵犯帝国东北边境,闹到皇子杨谅率兵征讨,最后因隋军军粮不济和高句丽王请罪纳贡而不了了之。
再看唐帝国对高句丽的态度。太宗时,朝鲜半岛另外两国百济和新罗告发高句丽阻绝道路及入侵,太宗立即派员持节下诏谕和,时任高句丽王高建武就此谢罪。此后高句丽内乱,高建武被臣下所弑,太宗却并未听从臣下所议加以讨伐,然而等到高句丽没有听从唐帝国的调解而发兵攻打新罗时,却很快引发了唐帝国的征讨以及来年的太宗亲征,此次军事行动最终也无功而返。唐高宗时期,新罗受到高句丽和靺鞨的攻击,帝国再次派兵讨伐,此后历经多年战斗才最终平定[viii]。很明显,这些军事对抗与两国对国际秩序的分歧密切相关。
三次征伐高句丽带来的巨额财政支出和民力征用,是隋帝国崩溃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但既然隋唐两代帝国都奉行这一战略,其领导者包括了声誉较佳的隋文帝和唐太宗,那么我们就很难将这一战略归结为炀帝个人的自我膨胀。更重要的是,如果审视炀帝的整体对外战略,高句丽似乎只是其中一环。我曾提出杨氏立国艰险是源于集团内部极重功勋且有军事民主制倾向,而事实上帝国外部形势也不容乐观。北方大敌突厥的威胁自不用说,西部强敌吐谷(yù)浑屡屡犯境,东部高句丽时常破坏国际秩序,这些都很难让帝国有安全感。隋炀帝也许过于冒险,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役使民力过量,但仅仅用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去理帝国的崩溃,则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事实上隋帝国经略西域和对突厥的行动是相对成功的。西部大敌吐谷浑在文帝时期就多次入侵,文帝也曾弃部分国土于不顾(弘州)[ix]。炀帝即位后立即通过外交手段夹击吐谷浑,取得极大战果:“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由此以隋帝国为中心的西域国际秩序很快被建立起来,其标志性事件是大业三年炀帝西巡,“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x]。对突厥这个北方大敌,隋帝国或战或和,使用讨伐、分化、同盟、和亲、培植等诸多策略,长期对其进行压制,其中由帝国大力扶持的启民可汗最为恭顺。总体来说,隋帝国与突厥的长期战略平衡中多处于优势地位,但也无力将其完全掌控,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就曾围炀帝于雁门[xi]。
炀帝征伐高句丽,既有因袭文帝的一面,又肇因于高句丽对突厥的外交动作。事件发生的有些蹊跷嗜血女妖,在炀帝前往榆林接见突厥启民可汗时,高句丽也正在私自派遣使节觐见启民周小曼,启民以“不敢隐境外之交”直接“出卖”了高句丽使臣[xii],近臣裴矩于是奏请炀帝征伐高句丽,得到首肯。如果我们从孤立视角看这一事件,可能会觉得炀帝小题大做,最后搞到自己无法收场。但如果联系到此前的隋文帝和此后的唐太宗唐高宗,以及炀帝自身经略周边国家的整体战略,我们就可以发现,高句丽一直是帝国建立国际秩序的阻力。高句丽长期试图向北控制或吞并契丹靺鞨,向东向南吞并新罗和百济,现在还试图向西与突厥联盟,这对隋帝国无疑是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不要忘记,吐谷浑之所以迅速被击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隋帝国成功的外交政策实现了夹击。这些战略在此后的国际竞争中几乎成为常态,对于隋帝国来说,高句丽也许早就是一捆干柴,而榆林的外交事件可能只是一点火星而已。
榆林事件发生在炀帝大业三年,而征伐高句丽则在大业八年,这也可见得炀帝出兵绝非心血来潮。当然平心而论,炀帝实在算不得优秀的战略家,军事更非其所长,和他那位表侄子李世民比起来确实差的远龚民。炀帝惯用人海战术,以敌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力图取得心理上的压倒优势,平陈之役即是典范。征伐高句丽,《隋书》载动用兵力113万,连带后勤人数总兵力又进一步翻番[xiii]。具体人数也许不可尽信,但联系到帝国此前数年征发几百万民工修运河联通南北水系,以及战败后帝国因此崩溃的事实,炀帝倾全国之力发动攻击这一点应该是基本确实的。
征伐的结果十分不堪。从大业八年至十年ihos登陆,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第一次全军溃散仅二千骑逃回,第二次重新征兵再战,国内却爆发严重内乱不得已撤兵,第三次双方皆疲惫不堪强弩之末,适逢高句丽遣使请降,战役结束。役使民力过量的直接后果武宣家园网 ,是导致各地盗贼蜂起叛乱不断。然而更为严重的则是中央平乱已力不从心,体制内的武装力量开始渐渐脱离中央掌控。隋末许多重要的地方势力,李渊父子、王世充、窦建德、薛举父子、李轨、刘武周、萧铣、李密、罗艺、梁师都等,都曾是隋帝国的地方官员或贵族,在渐次消灭非官方的地方势力过程中得以自立[xiv]。最终,李渊父子用了约十年时间,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再次建立统一的中华帝国。
隋炀帝的失败碎丹青,是未来数百年唐宋帝国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参照。乾贵士传统中国已经不可能像秦帝国一样,将“已知世界”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也不可能像汉帝国一样,在征服了一个关键敌人后就可以“享受”上百年的“和平”。外部国际环境作为关键约束之一,必将与此后唐宋帝国的内政形成紧密的互动联系,从而与制度选择相伴始终。
[1]匈奴也许是例外,但充其量也只是改变汉武一朝的财政制度和军事战略而已。
[2]女真、满族的前身。
[i]《旧唐书·高丽传》
[ii]班固,《汉书·武帝纪》
[iii]班固,《汉书·地理志》
[iv]《晋书·地理志》
[v]《北史·高丽传》
[vi]《南史·陈后主传》
[vii]《隋书·高丽传》
[viii]《新唐书·高丽传》
[ix]《隋书·吐谷浑传》
[x]《隋书·裴矩传》
[xi]《隋书·突厥传》
[xii]《隋书·突厥传》
[xiii]《隋书·炀帝纪》
[xiv] 《旧唐书·高祖纪、李密传、王世充传、窦建德传、薛举薛仁杲传、李轨传、刘武周传、萧铣传、罗艺传、梁师都传》